车斗里的黄土堆得像座小山，压得车轮在土路上碾出两道深深的辙印，每往前推一步，都得使出浑身的力气，腿肚子突突地跳着疼。
“知道了！”他闷声回应，喉咙里干得冒烟，像有团火在烧。
这年代，知青在乡下劳动，最要紧的就是挣工分。每人每天的土方定额明明白白写在队部的黑板上，完不成就要扣工分。
扣工分意味着年底分粮食、分东西的时候要吃亏，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揪心的——关键是名声。
要是总完不成任务，旁人背地里得说闲话，说你娇气、怕吃苦，这名声传出去，将来有什么好的分配机会，比如推荐上大学、回城工作，肯定没你的份。
刘跃进心里憋着股劲。他不光要完成每天的土方任务，晚上还得去大队部参加揭批活动。
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，几十号人挤在一间土坯房里，听着领读的人念着文件，时不时跟着喊几句口号。
空气里弥漫着煤油味、汗味和淡淡的烟草味，熏得人脑袋发沉，但谁也不敢走神，眼睛都得瞪得溜圆，装作听得格外认真。
这样的活动一搞就是大半夜，往往要到十点多才能散场。回到知青点的土坯房，同屋的知青们早就累得倒头就睡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震得房梁都像在发抖。
刘跃进却不敢睡，他摸出藏在枕头底下的课本和笔记本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点月光，或者点上一小截蜡烛，趴在炕沿上开始复习。
蜡烛的火苗忽明忽暗，映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。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眼皮重得像挂了铅，好几次笔都差点从手里滑掉，脑袋也不住地往课本上磕。
他实在撑不住了，就和衣倒在炕上眯一会儿，不敢脱衣服，怕一躺下就睡死过去。
凌晨三四点，天还黑得像泼了墨，刘跃进就猛地睁开眼，一骨碌爬起来。院子里的水缸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子，他舀起一瓢凉水，“哗啦”一声浇在脸上。
冰凉的水刺激得他一个激灵，瞬间清醒了大半，冻得牙齿打哆嗦，却忍不住咧嘴笑了——这下不困了，能再学两个小时。
日子一天天过，天气越来越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。从11月中旬开始，刘跃进的苦日子到了顶点。
白天推土方，寒风吹得他脸上裂了口子，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又长，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子。
晚上参加活动，屋里屋外一样冷，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疼。复习的时候，蜡烛的光越来越弱，他就把身子缩成一团，凑近火苗，恨不得把眼睛贴到课本上。
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总在屋里复习，又暗又容易被打扰。刘跃进琢磨了几天，找到了知青点的负责人：“张叔，知青点的值夜班任务，以后我全包了吧！”
张叔愣了一下：“你白天干活够累了，晚上还值夜班，能顶得住？”
“顶得住！”刘跃进拍着胸脯，“我年轻，火力旺，不怕熬！”
其实他心里打着算盘——知青点的值班室在村口的一间小土房里，晚上没人打扰，正好能安安静静复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