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早就不只是龙探长的人了，”阿诚压低声音，“我亲眼见他在尖沙咀的洋行里，跟两个穿西装的英国督察喝茶，那两人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不像对下属，倒像对个能搭手的伙伴。听说他帮那些洋帮办做过不少事——比如替他们销赃些见不得光的古董，或是替他们搞定他们看上的女人，一来二去，连总警司那边都知道有这么个‘会办事’的吴鸣锵。”
桂儿愣了一下，她着实没想到吴鸣锵手腕居然这么了得：“龙兴那边……”
“龙探长现在都得让他三分，”阿诚撇撇嘴，“锵哥现在可不只是在龙兴的地盘活动了，我听说他在油麻地那边开了间货仓，明着放米，暗地里堆的都是别的东西，周围全是他的人，我托人打听，说不止走私大米，还有西药、纱布，甚至……军火。那些东西转手就能翻倍，比跟龙兴做事挣得多得多。”
桂儿听得心惊胆战的，这不就是那种乱世中的投机商人吗？一般这样的人，可是有背景或者有家族支持的，吴鸣锵一个人居然也能混到这个地步，可以说，手段相当了得了，难怪当日沙延骁这么高看他，多次挑战底线还留着他。
“还有更蹊跷的，”阿诚往门外瞟了眼，“我看见他跟几个穿中山装的人在茶楼碰头，那伙人说话带着南京口音，听伙计说，是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。他们常来找锵哥办身份文件，说是要给‘自己人’用，每次都塞厚厚的红包，锵哥照单全收，办得滴水不漏。”
桂儿想起杜建邦，眉头拧得更紧：“这是真的吗？他就不怕两边都得罪？”
“他精着呢，”阿诚叹道，“对洋人，他是‘懂事的华人朋友’；对龙兴，他依旧分利；对国民党，他是‘能办事的江湖人’。前几日我还看见您的同学刘兰芳的父亲刘铁诚，那个姓刘的洋行买办，跟他在酒肆里密谈，谈了足有一个时辰——那姓刘的跟日本人走得近，谁都知道。”
丁香端着茶进来，见两人神色不对，识趣地放下茶就退了出去。桂儿望着桌上那盘刚摆上的糖莲子，这几日吴鸣锵带回家的年货越来越奢华，原来都是用这些刀尖上的生意换来的。
“这可是汉奸啊，小吴哥接触他干嘛？他这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。”桂儿低声说，指尖冰凉，“不能为了利益一点底线都没有吧，有查到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情吗？”
阿诚摇摇头：“我跟他是多年的兄弟。所以斗胆劝了他几句，他只说‘富贵险中求’，他也知道我们不会同意，所以才瞒着我们做的，还让我别多嘴，小姐，咱们现在……”
桂儿沉默半晌，拿起账本翻了一页：“你继续留意着吧，别太出面了，我也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。”
阿诚点点头就下去了，桂儿心里就像一团乱麻，她不由得在心里面想，吴鸣锵一个孤家寡人挣那么多钱干嘛？他挣来了好像又没怎么挥霍，平常身上总是穿着那几套西装，虽然确实是高档货，却也没其他行头了，而且他在香港好像也没置办什么产业，就自己所知道的，只有之前避难住的那所房子。
她实在想不通，他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去接触各种人，在各种势力当中周旋，而且最让桂儿接受不了的是，吴鸣锵居然连刘兰芳的父亲都去接近，那可是汉奸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