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厅很快下达了详细的命题计划，明确第一周为命题期：先敲定题目框架，再搭建足量题库。
消息一宣布，小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，先前的欢声笑语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笔尖划过纸张的“沙沙”声，偶尔有几句关于命题原则的讨论，也都言简意赅，直奔主题。
孙天义和组员们都憋着一股劲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高考停考11年，多少年轻人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张试卷上，稍有差错，就可能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。
孙天义趴在桌上，眉头紧锁，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涂涂改改，脑子里反复琢磨着每一个知识点：基础题要占多少比例？阅读理解选什么题材才能兼顾城乡学生？作文题该如何设计，既贴合时代又能让学生有话可说？
张启明教授戴着老花镜，逐字逐句地推敲语法题，时不时用红笔圈出可疑之处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这个时态题太偏了，农村孩子可能没学过，得改！”
王芳老师则专注于完形填空，手里的单词手册被翻得卷了边，反复筛选着适合的词汇，确保难度适中。李建国和赵建军凑在一起讨论听力题，两人压低声音模拟着发音，生怕打扰到其他人。
整个命题过程安静得可怕，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，连喝水都尽量轻手轻脚。孙天义的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手心也被铅笔攥得发潮。
他想起自己下放时，那些白天扛锄头、晚上躲在煤油灯下看书的年轻人，他们眼里对知识的渴望，像一束光，支撑着他此刻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，让每个人都身心俱疲。有天夜里，孙天义睡得正香，突然梦见自己出的英语试卷里，两个核心单词拼错了！眼看着印好的试卷一箱箱被送往考场，考生们拿着错误的试卷满脸茫然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后背的汗衫都湿透了。
“孙老师，怎么了？”上铺的李建国被他惊醒，压低声音问。
孙天义喘着粗气，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：“没事没事，做了个噩梦，梦见题目出错了。”
“嗨，我也天天做这种梦！”李建国叹了口气，“昨天夜里我梦见作文题漏了一个关键字，吓得差点喊出声来。”
两人的对话惊醒了其他组员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在为命题的事焦虑。张启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咱们多核对几遍，把风险降到最低，才能对得起孩子们的期待。”
从那天起，大家养成了反复核对的习惯。每道题出完，先自己检查三遍，再交给其他组员交叉审核，最后由张启明教授统一把关。
孙天义负责的阅读理解题，光是选材就换了五六个版本，从新闻报道到散文片段，反复斟酌，确保既考察能力又不脱离学生的认知范围。